2018年最大的收獲，是凡事要考慮邏輯、要回歸常識。邏輯的背后是思想，根源卻在于常識。對此深有體會的事件很多。回到環保，過去一年（甚至四五年）的問題，其實經濟學常識能夠給出答案。以下就曼昆經濟學十大原理中與環保有直接相關的幾條進行分別論述。

2018年已經過去，幾場跨年演講刷屏。完整看完四萬多字的“時間的朋友”通稿，卻未能真正“得到”什么。說得似乎都有道理，卻是些正確的廢話，好似各種添加劑調制出的雞湯一大鍋。“知識付費”有圈定并指點江山的派頭，卻和兒童文學《小王子》中“數星星”的商人無異，以為自己數多少星星，自己就將擁有可觀的財富。再看吳曉波的演講，雖有人指出其中有些錯誤，但和閱讀其著作《激蕩三十年》《跌蕩一百年》一樣，能看到真正屬于他的發現與思考，讓人有所啟發，而不是知識的“搬運工”。許知遠的演講，則一如既往地顯現出他的睿智和深度，直指“消費”作為主要溝通語言橫行下的知識匱乏、思想淺薄，且不限于人、國家與社會。

2018年最大的收獲，是凡事要考慮邏輯、要回歸常識。邏輯的背后是思想，根源卻在于常識。對此深有體會的事件很多，比如過去一年來一些證券行業常常對上市公司有誤判，他們分析得很有邏輯，在根上卻和常識相悖；比如環保成為某些公司業務多元化的一項戰略，但其參與的項目現場卻讓人看到常識就能排除的巨大風險；又如一面喊出秉承“匠心”精神、打造“精品”工程，一面又是在規模上的你追我趕，已然忘記規模經濟之外還有規模不經濟存在的常識。

一、權衡取舍

環保是一種政策導向型的產業，政策趨嚴則市場理論上更大。但不能忽視的一個常識是，經濟發展和環境保護本身就是一種權衡取舍。強調環保治理，必然增加生產的直接成本，進而影響企業及整體經濟的產出。反之，在經濟面臨下行壓力的背景下，放松環保治理的力度成為重要選項。從中期來看，相應地，環保所能獲得的政策支持可能減弱，市場噴發的情形難以再現。經濟要做好“過苦日子”，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穩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的“六穩”應對策略。環保產業也不會成為例外，需要穩字當頭。

當然，如果將環保投資放在公建公營和市場化運作（PPP）兩個維度來權衡，在地方債嚴控、財政增收放緩等多重壓力約束下，后者是否是政府偏好的選擇，涉及到與新型專業化平臺的競爭關系，還需要在未來觀察，混改也許是合二為一的一種戰術。

二、機會成本

概念上，機會成本是指為了得到一種東西所放棄的東西。環保投入也涉及機會成本。同樣是100元的預算，政府如果不投在環保上，而是投在產業上（如對產業企業給予補貼），所能帶來的收益可能更為可觀。在我國國情下，這種收益（對環保而言是機會成本）還不僅僅是經濟上的收益，很多時候是政治上的考量，是各種效用的總和。根據這個概念，會更好理解為什么有些“政績工程”會實施更為順利、錢更容易到手（當然政府換屆有可能由此帶來很大不確定性），不少環保項目在實操中遇到各種各樣的難題。“面子”與“里子”，既是一種決策本身的權衡取舍，也是地方執政者對機會成本的理解與應用。

三、邊際量

理性人系統而有目的地盡最大努力去實現其目標，往往通過比較邊際收益與邊際成本來做決策。曼昆解釋了水為什么便宜、鉆石為什么昂貴。關于水，雖然對人而言不可缺少，但增加一杯水的邊際收益微不足道，因為水太多了，每個人的支付意愿因此并不高。這對我們理解為什么自來水價格調整難度大，提供了經濟學的解釋。如果放在工業供水，就能更好理解有些工業企業自行打井取水而放棄接受園區統一供水的做法，打井取水的邊際收益遠高于其邊際成本。

按照邊際量決策的常識，地方環保治理達到一定程度時不再深化，也有其合理性的支撐。這也是有環保專家對所謂工業“零排放”、污水高標準排放等持保留態度的重要原因，比如孫曉航關于提標的爭鳴、王洪臣對農村污水標準的看法等，所產生的治理效果增量收益與其增量成本并不匹配，投入產出比上不經濟。

四、激勵反應

政策改變人們的成本或收益，從而改變人們的行為。特別是當決策者未能考慮他們的政策如何影響激勵時，這些政策通常會帶來意想不到的結果。非常平常的常識，在環保上卻有不少非一般的反應。

比如2014年以來的PPP熱潮中，“可用性+運維績效”付費方式的引入，帶來的PFI類環保項目噴發，以及“工程進、經營退”的現象。這是各方（包括地方政府、社會資本、金融機構等）對政策（激勵因素）做出反應的最終結果。這也是我們在《濤似連山噴雪來：薛濤解析中國式環保PPP》一書中反復強調考慮各方對政策的理解差異及多方利益博弈的原因，提出要根據利益主體的自私趨向運用“博弈論”的思考方法，預演各自在“游戲”規則下結合實際能力和需求的行為模式，以此設計針對性機制引導多方主體在PPP 規則下博弈后，達到最終總合成方向最優的結果。

同樣，在地方環保監管執行不到位、環保職責劃分不明確的因素下，才可能出現污水處理廠上游排污單位超標排放、導致污水進水超標及出水超標、各方相互推諉的情形出現。這種問題無法通過單個部門的一則通知或一次講話解決，只能從根源上預判各方的反應，作出更合理的政策安排。對此，在E20近期舉行的主題沙龍上，業內專家進行了很有價值的討論。

五、貿易多贏

小到家庭，社會分工會給每個人、每個家庭帶來收益，獲得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大到國家，國家間的貿易能夠發揮比較優勢，互通有無，使每個國家的狀況都變得更好。“貿易多贏”，本質在于開放、競爭。

而放在中國環保產業，區域間的市場開放，還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這種情況從此輪PPP中不少環保項目在社會資本招采環節所設置的資格預審資格、投標條件等可見一斑。開放程度不足、競爭不充分的市場，和封閉的貿易經濟體一樣，在項目上難以實現“物有所值”、在整體上則難言效率與公平。

六、市場“看不見的手”

“看不見的手”，是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很重要的洞察是價格會自動調整，達到整個社會的最大化。其中一個重要推論，當政府阻止價格根據供求狀況自發調整時，它就限制了看不見的手對組成經濟的千百萬家庭和企業的決策進行協調的能力。供求決定價格，價格反作用于供求關系。

在垃圾焚燒領域，屬地性價格和市場價格存在很長偏差。其中，市場價格遠低于前者，主要原因就在于“看不見的手”使然，體現了市場化的優勢。

從危廢這一環保細分領域看，經營許可權限下放、且允許價格由產廢企業和危廢處理企業自行協商，交易已走向深度市場化，從而推動危廢處理企業積極參與、加快建設和投產，快速彌補當前危廢處理需求缺口。

而在餐廚垃圾處理、畜禽養殖廢棄物處理處置等細分領域，其后端資源化的路徑探索逐漸明晰，帶來經營性收入上的理性預期，因此加速這些領域的模式創新。推而廣之，業內探索的EOD模式（生態環境導向的城市開發），實際上是生態資源資產化、生態資產資本化的具體體現，需要“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才能落地生根。

七、政府治理“市場失靈”

市場失靈的一個重要方面是外部性，具體有分為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環保本身屬于典型的外部性問題，污染時所有主體受到損害、改善時所有主體獲得收益。但前者的成本由大家承擔、收益為排污者獨享，屬于“公地悲劇”現象；后者則是成本由治理者承擔、收益為公眾共享，存在“搭便車”情形。

政府制定環保政策的意義就在于治理這種“市場失靈”，讓污染者承擔污染治理的成本（“污染者付費”），讓受益者承擔環境改善的成本（“受益者付費”），或者在無法找到相關主體時由政府承擔（“財政付費”）。

按照這三種方式，我們能夠更好理解污染者付費下對工業排污/產廢企業收費（或征稅，使外部性內在化）、受益者付費下由受益主體承擔治理成本（如治沙企業獲得林業資產及土地而承擔治沙成本、流域下游區域政府獲得合格水資源而向上游政府支付治理費用等）、大部分市政環保由政府財政付費或可行性缺口補助的邏輯。國家發展改革委關于創新和完善促進綠色發展價格機制的意見（發改價格規〔2018〕943號）中提到“加快構建覆蓋污水處理和污泥處置成本并合理盈利的價格機制，推進污水處理服務費形成市場化，逐步實現城鎮污水處理費基本覆蓋服務費用”，實際也是污染者付費機制的體現，要求污染者（用戶）承擔污水處理全成本費用。

前述所提到的EOD，“看不見的手”之外，也需要政府適當的干預或政策支持配套，才可能在“受益者付費”的基礎上演變為環保產業的商機，成為“兩山論”落地的重大突破。

通過以上幾條的分析，或許對2019年環保產業發展會有一些新認識，少一些盲目的熱情，多一些常識之上的理性。欲速則不達，行穩方致遠。

（編輯：Wendy）